“滯脹”是對美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特徵的總結。1970～1982年，12年間CPI增速為7.9%，同期GDP增速為2.7%，其中，1974～1975年，美國GDP連續兩年負增長，而CPI增速卻高達10%；1980～1982年，經濟停滯，CPI增速同樣保持高水準10%左右。之前12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2.2%和4.2%，之後12年間這兩個數據分別3.6%和3.3%。這種傳統菲利普斯曲線難以解釋，即物價上漲和經濟停滯同時發生的現象被稱為“滯脹”。人們發現，收入跟不上物價，財富缺乏保值手段和場所，超過10年的物價快速上漲，讓人們對未來喪失信心。
關於滯脹產生的原因，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油價上漲，但油價很難解釋物價的持續上漲。美國上世紀70年代CPI漲幅維持在5%以上的高位，平均漲幅接近8%，而且在油價回落以後物價漲幅並未明顯回落。因此，物價快速攀升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。總結起來，大致有如下幾個：
一是以“看得見的手”避免經濟週期性調整的過度自信。“二戰”以後，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主導思想。這種思想使政府赤字財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然而，支出的剛性增長，導致支出易增難降，“看得見的手”變成了“管不住的手”，物價上漲的壓力持續積累。
二是對“大蕭條”教訓的總結反思及政策的矯枉過正。“大蕭條”過後，美聯儲秉持“真實票據理論”，即央行只對有真實貿易背景的資金需求提供流動性，從而導致銀行大批破產，最終造成“信貸收縮－經濟蕭條”的惡性循環，最終演變為經濟持續衰退的“大蕭條”。基於這種思路，“二戰”以後，政策執行在經濟收縮時及時出手救助而不是任由週期性調整，就成為更加容易和可能的選擇，因為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美聯儲，均不敢冒再次引發“大蕭條”的風險。結果是寬鬆政策被執行的可能性遠大於緊縮性政策。
三是制度化的“工資－物價”螺旋式上漲。“二戰”以後，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與員工的關係趨向長期化，這有美國工會組織不斷發展的原因。截至1950年，美國工會會員達到了1500萬人，是1930年的數倍。強大的工會組織使企業辭退工人更加困難，兩者之間的契約關係長期化。在物價出現快速上漲後，工人和企業以工資與物價掛鉤的方式保證工人的實際收入穩定，這造成了工資和物價上漲相互強化和螺旋式的持續上漲。
四是貨幣快速擴張。弗裏德曼的名言“物價上漲無論何時何地均是貨幣現象”，雖非時刻準確，但若缺乏貨幣支撐，也很難會發生持續的物價上漲。“二戰”以後的較長時期裏，美國貨幣供應量增速維持在較低水準，如廣義貨幣M2增速多數時間在5%左右。進入上世紀70年代後，貨幣供應增長開始提速，其中，七八十年代美國M2增速均維持在10%左右的較高水準。另外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，為貨幣擴張提供了重要基礎條件。面對黃金不斷流失的局面，美國總編尼克森於1971年8月15日宣佈拒絕外國政府兌換黃金，斬斷紙幣與黃金的“最後一絲聯繫”。從此以後，美元擴張再無羈絆，這為日後的通脹埋下禍根。
說到貨幣，僵化的利率體制也是滯脹的重要催生因素。美元失去黃金之“錨”後，雖然具備了膨脹條件，但在經濟主體財務約束良好的情況下（這在美國不難滿足），只要利率水準足夠高，還是會對信貸需求和貨幣擴張構成約束。可惜的是，滯脹發生前，受利率改革滯後的影響，美國較長時間處於負利率狀態，這也與“大蕭條”有關。“大蕭條”發生後，金融業萬夫所指，傳統銀行被分拆為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業務，並限制商業銀行對儲戶的付息水準，希望借此防止銀行高息攬存後被迫再發放高風險貸款，這一規定被總結為“Q條例”。
“滯脹”的演進過程大致如下：“二戰”以後，美國經濟經歷了較長時間低物價高增長的黃金時期，到1960年後期，經濟週期性擴張走向末端，增速放緩。出於對經濟週期性調整的恐懼，在國家干預經濟思想及政策的指導下，美國開始執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，油價更是火上澆“油”，物價上漲逐漸加速。為避免實際收入的下降，工人通過工會向企業施壓，要求工資增幅與物價掛鉤，企業通過提價轉移成本，
推動物價持續上漲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，美元對內持續貶值很快超出國界，全球隨之迎來新一輪通脹。
對照這段滯脹歷史，我們不難發現當前美聯儲忽視通脹風險的傾向。
近期的美聯儲會議決定下半年繼續逆轉操作，並決定將當前0～0.25%的低息政策維持到2014年底。美聯儲如此政策無可非議，畢竟當前美國失業率高企，經濟步履蹣跚。但如果將目前更低的政策維持兩年半，幾乎可能肯定再次發生通脹或者資產價格泡沫。因為教訓仍歷歷在目美聯儲2003～2004年將1%的低息政策維持1年，即導致了後來次貸危機的發生。
近期，美國M2增速悄然回升至10%左右，M1增速高點則超過20%幾乎是近30年以來的最高水準。目前，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物價呈回落趨勢，但如果仔細分析上述那段滯脹歷史，我們便有足夠理由對通脹風險保持足夠的關注和警惕了。 |
